近期，长三角某城市的人才分类认定办法又被网友们翻了出来。
去年，该政策曾因将诺贝尔奖作为人才引进标准引发争议。最近网友们又发现，作为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殊荣的中国籍数学家，王虹、邓煜这样的顶级数学家，若按照该城市的人才分类认定，只能获评A3类人才，与当地顶尖人才团队带头人并列，不及A2类的“省级顶尖人才”。
再往后翻，王虹与邓煜的北大数院2007级本科校友苏炜杰，近期获颁2026年度考普斯奖。该奖项是统计学领域国际最高奖项之一，若同样参照该城市的人才分类认定，苏炜杰在其中甚至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或许只能通过国际奖项清单中的“等”字勉强跻身A3类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苏炜杰的研究方向，一定程度上与该城市规划中的产业发展方向颇为契合。今年5月，苏炜杰宣布在学术休假期间加入OpenAI，从理论研究转向下场训练AI模型。而打造“AI+”标杆城市，恰是该城市产业规划的重点。
诚然，方向契合并非吸引顶尖人才的唯一要素，真正的一流科学家选择工作地时，关注的也不止于一次性资金奖励。根据某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调研，科研生态的丰富性、学术自由度、长期发展平台才是顶尖科学家最看重的因素。但如果一项重金引才政策在制定时都无法将这样的顶尖人才囊括其中，不仅让人怀疑政策制定者的专业性，也削弱了这项政策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从内容看，这项引才政策其实覆盖面很广。例如，B1类人才认定时，有一条为“在Nature或Science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者”；在D类人才认定标准中，有是否为全球排名前100强高校毕业生等要求。但为何一份细致到区分“百强高校”毕业生的政策，却接不住一位统计学界最高荣誉得主？
首先是因为这份认定目录中做了一颇受质疑的换算。本质上，它的骨架是国内评价体系，从国家最高科技奖到两院院士，再到国家级、省级乃至市级的人才计划，每一层对应一个认定层级，结构清晰完整。但问题在于，国际荣誉并不能与此简单对应。例如，将诺贝尔奖与国家最高科技奖对应，外国院士与两院院士并列……这样的组合，看似全面，却并不完全对等，难免引起争议。
其次在于缺乏对专业领域的判断和认知。以“在Nature或Science上发表论文”这条认定标准为例，看似严格，实则错位。以上两份刊物，放在生物医药的评价体系中成立，但若跨界到数学、统计、理论计算机等领域却失之偏颇。
这并非个别问题。近年来，长三角不少城市在高端人才政策制定上普遍趋同。一方面，“天花板式列举”的现象屡见不鲜——高举高打，列出各类顶级奖项，待遇优厚，面面俱到；另一方面，不少政策却难以落地。列奖项固然是制定引才政策最容易的方式，但产业匹配度不由名气决定，成果发在哪里、能不能落地、愿不愿意来，都不是奖项名单能回答的。
苏炜杰代表的，是一批被忽略的顶尖人才。他们长期在海外学术体系里成长，成果发表在专业期刊或顶尖会议上，却缺少国内头衔，研究方向又恰好落在新兴产业的上游。这批人正是很多城市真正能够用得上的顶尖人才。毕竟，真正处在产出高峰，又有可能重新思考去留决定的，就是这批中青年顶尖学者。
唯有专业精准的人才政策股票的交易市场，才能找到更适合城市本身的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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